四、四个“佐证”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千古一人？既是开国领袖，又是诗书大家？当然，首先是时势造英雄，从客观条件而言， 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而言，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传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又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接受马列主义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使二者融会贯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长成参天大树。他情感丰富，精力旺盛，永不疲倦地寻求新知，探求真理，理性的思考结晶成为了开国定邦的思想体系，情感的酝酿迸发铸成了横绝于世的瑰丽诗篇。如果说他是文韬武略，那么他是文大于武，以文立身，以文胜出，以文安天下。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他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鹤立鸡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底气和本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素质。因为这个，他才能鉴往知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才能不怒自威，君临天下，一言兴邦，一言乱邦。
具体来说，从作家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贯穿毛泽东终生尤其是弥漫在他诗词创作中那种强悍而强大的自信，源自何处？我个人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巨大的文化优势。诸位如予不信，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研究与佐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关系。
第一，有诗为证。
先讲讲诗歌，我们就讲半阙毛泽东词，看看怎么样。《沁园春·雪》的下阙: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家注意这个“惜”字，是可惜的惜，惋惜的惜，叹惜的惜。叹惜谁呢？叹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大家知道，这五位可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中能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的屈指可数的明君雄主，其他的根本不在话下。就这五位，还让毛泽东为之叹惜。叹惜什么呢？“略输文采”啊，“稍逊风骚”啊，“风”乃《国风》，“骚”乃《离骚》，是文学作品的总称，也是才华的代称，说的是一回事。都是文采不行啊。跟谁比不行呢？就是跟我毛泽东比不行啊！毛泽东的高度就在这里，他纵览中国两千年，皇帝无数，英主辈出，但都文采略逊，风雅不足。不过毛泽东还是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措辞相当温和，只是“略输”和“稍逊”，至于成吉思汗，那就很不屑了。你看看，“只识弯弓射大雕”，只会用箭射鸟嘛。
前面我说过了，这首词不可能是胡乔木或者别人什么代写的。为什么？因为气势不同。帮毛商量切磋斟酌个别字句，这是有可能的。蒋介石曾说这首词有帝王气，要批毛的帝王气。这句话没说错，确实有帝王气。读这首词给人的感觉，是江山底定，霸业已
成。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几句词无意间泄露了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看一个人就看你有没有文采。毛非常重视这个。四个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看来，文采都还是不行。我们举一个反证，虽然不是皇帝的曹操，毛泽东却极度推崇。因为曹操有文采，诗写得好啊！你们去读《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辣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雄健大气和毛的诗确有相同之处，所以毛泽东把他引为同调。尤其是《龟虽寿》、《观沧海》，毛泽东不仅反复吟诵，而且反复手抄。有一次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3日，他曾专门给在北戴河休假的女儿李敏、李讷写了封信，专门指出: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不仅如此，毛还专门为曹操赋词一首: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喝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由此可见，文采的确是毛泽东量人的重要标准。
再换-角度看，我们应该重视这首《沁园春》的写作背景。1936年2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在山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2月6日便写下这首词。大家别忘了，1936年底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就是说，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三、五万。而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部署已毕，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三十万大军己兵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对中央红军一举歼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他的自信和底气究竟在哪里？要我看，只能说是文化。因为他深知，打仗打的不光是人力和武器，最终打的是文化，所以他才在长征路上多次放言要以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先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在国民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才子，颇为汪精卫、胡汉民看重。毛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在早期在中国共产党里时地位和影响，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们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情形果然如此，时隔十年，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应蒋之邀单刀赴会，前往重庆谈判，适逢老友柳亚子索词，“索句渝州叶正黄”，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毛泽东信笔写下《沁园春·雪》相赠。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诗友唱和嘛，不需要经过政治局，也不需要五大书记讨论，但它却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预言，在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重庆，轰动了国统区。按照我的说法，第一，它横扫二十世纪中国词坛，这首词-出，别的就没有啦；第二，它粉粹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国民党操纵的媒体长期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就要问了，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礴、风流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了，你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
打死蒋委员长也写不出来，而且确实让他看傻了眼。他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他的侍从室主任、大秘、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我看像是他写的。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的“野心”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妒火中烧。说，咱们能不能弄一点词，跟他和一和，把他这首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写出一大堆来，送给蒋介石看，蒋越看越摇头，实在没法跟毛泽东比啊！也就是说，举全国之力，就弄不出这样的一首词来。你说这首《沁园春》有多大的威力吧！这不是多少个军所能比得了的。而且，由于这首词，征服了整个国统区无数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如果这个时候让大家在毛和蒋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选择帝王的最高标准，就是君师合一，毛泽东集帝王气和风流气于一身，就是最理想的领袖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重庆谈判期间毛和蒋的照片，蒋常常是戎装笔挺，却显得有几分呆板，毛虽然衣着平平，略显土气，但神态自若，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大气和安详。二人并立，蒋倒有点像毛的侍从。要说重庆谈判的收获，有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
真正把毛泽东这首词和好的是柳亚子，他的下阕是这么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他这个说得严重了，我只说横扫20世纪中国词坛，他说是横扫1000年——“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在他看来，豪放大师苏东坡还气势不够，“气吞万里如虎”的辛稼轩，也只会发发牢骚……为了表达他的诚心诚意，1945年10月21日柳亚子又应尹瘦石之邀，在自己的和词上欣然命笔，加了一段跋，云“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有嘡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讦耳!”显然，柳亚子在这里是捧毛词而抑苏、辛，实心诚意难能可贵，言辞过激可以理解。
但是，柳亚子一介狂猖之士、一代词坛盟主，他都如此折服，其他人就更是趋之若莺。什么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等，莫不如是，如果说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利用他的睿智、圆融、机敏、练达、亲和和耐心，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政要和民主人士，那么毛泽东凭一首词就把他们搞定了。当日的重庆上层和文化界都以一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随后就在很多场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不管是蒋的欢迎宴会还是毛的答谢宴会，总是毛泽东走在前面接受敬酒或敬酒，周恩来紧随其后代酒。代酒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第一，我来先喝，如果酒里有毒，我以身试毒；第二，毛泽东不胜酒力，而周恩来酒量惊人。多年来人们盛传周恩来善饮，但是到底能饮多少谁也不知道，最近我在《特殊的交往》一书中偶尔看到水静的回忆，说在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她和周总理两人对饮，一人一瓶茅台，半个多小时就喝完了，她佯装头痛，挂了免战牌，而总理却表扬她说：“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一瓶茅台，很不简单嘛。”随即扬长而去上舞厅了。这是个小插曲，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第二、有文为证。
毛泽东诗词写得好，文章行不行？我来说两篇文章一封信，一篇文章的开头，一篇文章的结尾。文章都是毛早年的文章，没有秘书代笔，秘书也写不了。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读了不少博士的大作，很多人的文章是做得好啊，学问很大了，洋洋洒洒都是二、三十万字。但是有的人太绕，开头开了一两万字还是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建议他们去看看毛泽东的文章，作为一个大文章家，毛的文风是何其明快啊!
再说一个文章的结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年初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城里的一个米店写的，是为了回答林彪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的判断是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怎么个快要到来法？文章的结尾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己看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看看毛泽东的这个比喻，这个排比，何等的清新、形象、生动、壮美！这样的文章，秘书能写得出来吗?
再说一封信，那是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用的是骈体文，充分展示了毛深厚的文言功底：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汉奸，千万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
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
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情意恳切，词格古雅，读之铿锵，闻之动容。这样的文章，也是秘书写不出来的。
我还想起，“文革”中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唱遍大江南北啊。大家今天知道，这个歌词是很讲究的，上下两段绝对是很整齐的，而且要押韵，这是基本的条件。毛主席语录都是从他的文章中摘下来的，讲话中的一段段话，参差不齐，更不押韵，怎么能变成歌来唱呢？当然，作曲家很伟大，但是我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好啊！比如流行最广的一句，我们部队一遇到危难险急的时候，大家都念这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么17个字，一念就鼓劲，充满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这样的语录当然可以拿来谱曲。换成别人的什么语录，能随便谱成歌曲吗？即便劫夫再世，恐怕也无能为力。
其实毛泽东对作文章是下过大功夫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头角峥嵘了，到延安后，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起长沙第一师范教古文的袁继骝袁大胡子时还说：“‘袁大胡子'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有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作文章就文采斐然、势如破竹。如毛泽东在1919年7月28日《湘江评论》写的《民众大联合》：
“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由于毛泽东的文章连篇累牍，来势汹汹，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400多种学生刊物中脱颖而出，誉满全国。9个月前还冷落毛的胡适之称此文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赞扬作者“极其深远的眼光与有力的、恰当的论辩”；李大钊则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予以全文转载；曾蔑视过助理图书馆员毛泽东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也称此文“表达了学生运动最本质的目的”。一时间洛阳纸贵，年轻的毛泽东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中年以后，毛泽东潜深流静，做文章不追求外表的光昌流丽，而讲究内在的“神气”。他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作法”——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有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
“神气”应该是一个湖南方言，我个人理解，神气就是传神、气韵生动。而毛泽东总结“神气”的经验就是要多用口语。
口语好在哪儿？根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从实用层面来看，第一，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广大官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讲通俗易懂的口语，大家容易听得懂，好接受。第二，不管是文字还是书面的表述都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境界就是深入浅出。像鲁迅的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把学术问题搞得跟聊天说故事-样，这是大家。第二个层次是深入深出，像黑格尔，像部分博士论文，确实有深度，但很晦涩，读得费劲。第三个层次是浅入浅出，像相声小品，虽然没什么东西，但好玩得很。最差的层次是浅入深出，明明没有东西，但搞得很深奥，这是比较烦人的，就像少数博士论文。
对这一类文章，毛泽东也是深恶痛绝，他曾在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讽刺那些毫无神气的八股文章：“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到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两年寿命呢！”
从审美的层面看，口语往往比较生动传神，形象活泼，便于记忆，便于流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共和国的外交方针讲了三句名言，一是“一边倒”，就是紧跟苏联；二是“另起炉灶”，就是打散国民党的外交旧摊子，重建共产党的外交队伍；三是“打扫干净再请客人”，就是不急于和外国接洽谈判，内部收拾好了再来建交。三句话都是通俗浅白的口语，但是主旨鲜明，形象生动，成了此一阶段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
毛泽东左手写诗，右手写文章，两手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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